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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文革”的破坏，山东煤矿学院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很多学科支离破碎，办学地点、基本的建设得不到保障，学校的招生、教学等工作无法及时、有效地展开。而为响应党中央“开发矿业”“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山东省急需一所以培养“大矿业”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院校。鉴于山东煤矿学院因种种原因无法迁回济南，此时几近空置的泰安煤矿学校便成为学校迁址的理想选择。因此，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撤销山东煤矿学院与泰安煤矿学校，在山东煤矿学院的基础上组建山东矿业学院。山东矿业学院的成立，既适应了国家战略的需要，也为山东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

  “文革”时期的山东煤矿学院，虽然遭受了严重劫难，但依旧是一所部属高等院校。校园没有了，但师资队伍还在，专业体系和办学体制还在，采煤、矿山机电、矿井建设、矿井地质等专业，依旧保有招生资格，拥有在校学生。山东矿业学院直接延续了山东煤矿学院的教学体系、办学模式，后者的部分党政机关、系(所)负责人等也是山东矿业学院的中坚力量。山东煤矿学院的撤销，并不代表学校办学历史的终结，而是学校在涅槃中获得了延续和新生。

  (1)起步于山东淄博矿区工人学校。山东淄博矿区工人学校创建于1951年春，分为总校与分校两处。总校设在淄博八陡，分校设在周村南韩家窝。学员全部来自淄博各煤矿，大部分是产业工人，还有部分职员及勤杂人员。办学初期，学校共招收学员1478名。1951年9月，南韩家窝分校迁往八陡与总校合并。

  (2)成立山东煤矿工人速成中学。1952年8月，山东矿务局决定在山东淄博矿区工人学校的基础上，将贾汪煤炭工人学校的一部分并入，成立山东煤矿工人速成中学。速成中学主要招收具有初小毕业程度的、有培养前途的煤矿工人及干部，施以中等文化科学知识教育，为煤矿工业建设培养高级技术人才打下基础。

  学校成立后，一方面接收录取新生，另一方面开始筹建新校园。经在济南、新汶等多地考察，学校最终选址于泰山脚下。新校园自9月15日开始动工，至12月下旬基本完成，总面积116800平方米。其中，办公室、教室、礼堂、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伙房、理化实验室等各种类型的房屋面积11543平方米。12月下旬，学校全部从淄博迁到泰安。

  1953年1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正式任命孙伯清为山东煤矿工人速成中学校长。

  (3)更名为华东煤矿工人速成中学。1953年3月，学校更名为“华东煤矿工人速成中学”，招生范围扩展到整个华东、中南、西南地区的各煤矿产业工人及部分局矿科长级以上的党、政、工、团干部。更名后，学校逐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于1954—1955年建成面积4000余平方米的教学大楼。

  (4)改为泰安煤矿工人学校。1955年5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从1955年秋季起停止工农速成中学招生。10月，煤矿管理总局与中国煤矿工会联合指示，将学校改为“泰安煤矿工人学校”，校长为单德元。学校的宗旨是招收优秀的煤矿工人和干部，积极努力提高其科学文化水平，以适应煤矿事业发展的需要。学校的性质仍为速成中学，课程以理科为主并适当学习语文、史地、体育等科目。学生培训任务分为两类：一是经过初、高中课程的学习，毕业后升入矿业学院继续深造；二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转入煤炭部干校、济南管理局干校继续学习技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培养基层干部。学制改为初中二年，高中三年。若入学条件不够高小程度，学生来校后须在文化班学习一年或二年，待达到高小毕业程度，再升入中学班学习。

  1956年，学校开办师资专修班，为煤炭工业部培训理化师资。专修班先后开办了两个班，共招收学员47名。一班学员23名，为1956年5月由上海招收的高中程度的失学青年，学制一年半，于1957年暑假毕业。二班学员24名，一部分是各矿抽调的职业学校教师，一部分是由煤炭工业部以及西安、重庆煤炭管理局招收的高中毕业失学的学生，学制一年，于1956年12月开课，1957年寒假毕业。专修班根据学以致用的原则，培养能胜任初中理化教学任务的教师。

  1957年4月，煤炭工业部决定将泰安煤矿工人学校的培养目标改为以培养基层干部和技术工人为主，适当招收局矿处长级干部，提高其文化水平。学校的任务主要是办好初中，保持少量高中班。

  截至1958年，学校为祖国煤矿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工人和干部。其中有580名升入北京矿业学院、合肥工业大学、北京煤炭工业学院、淮南矿业学院、山东煤炭工业专科学校、山东大学和山东工学院等高等院校继续深造；有980名分配到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四川、湖南、陕西、河南、河北、山西、贵州等15个省、自治区，积极投身于祖国的煤矿建设事业。这些学员经过学校的培养和各项政治运动的锻炼，在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知识方面，基本上达到了国家培养目标的要求，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成为煤炭工业战线)改为山东省泰安煤矿学校。1958年7月，为适应煤炭工业建设发展的需要，遵照山东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指示，“泰安煤矿工人学校”改为“山东省泰安煤矿学校”，实施专业教学。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掌握煤矿中等专业相关知识的、志愿为祖国煤炭事业服务的又红又专的中等专业人才。学制三年，招生对象为初中毕业生。学生在学习期间享受人民助学金，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学校在行政上隶属山东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在教学业务上由山东省高等教育局领导，党的工作由泰山市委员会领导。学校行政机构设校长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及卫生所。党团组织设党总支委员会。煤矿产业工会基层委员会、团委，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及辅助教学工作。学校设有煤层地下开采、矿山机电、矿井建筑、矿山测量及矿井地质、矿山企业经济组织与计划5个专业，1959年还开设了工业分析专业。

  改为中等专业学校后，为扩大校园、增添教室、建设实习工厂等，学校于1958年秋季征用当时泰安人民公社的土地213亩。此时全校有职工155人(其中，教师61人，职员51人，工人及炊事员、服务员43人)，学员951人。1958年，学校面向山东全省招生。从1959年起，学校轮流在山东各个地区招生。学生分别来自3个地区，共700名：济南市200名，昌潍地区250名，聊城地区250名。1961年共招生220名：泰安地区100名，淄博市70名，临沂地区50名。至此，在校学生已达2000人。

  1963年，为适应学校性质和发展规模的要求，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经校务委员会研究并报党委批准，学校调整了机构设置，将处室改为科室。行政机构设办公室、人事保卫科、教务科、总务科、采煤科、机电科、经济计划科、卫生所、实习厂。党团组织设党委会、工会、团委会。编制定员150人，其中教员62人、职员54人、勤杂工34人。

  (6)江苏煤矿专科学校的部分并入。1964年5月下旬，煤炭工业部和华东煤炭工业公司决定撤销江苏煤矿专科学校，将其中一部分并入泰安煤矿学校。随着隶属关系的改变，学校改称“华东煤炭工业公司泰安煤矿学校”。到8月15日，并校工作基本完成，共有116名学生、43名教职员转入泰安煤矿学校。大宗设备、物资也一同并入：教学设备等价值503403.72元；图书资料40640册，价值52722.82元，成为泰安煤矿学校图书馆的主体馆藏；实验室物资146件，价值4540元；一般家具及工具材料91项，价值39747.64元；实验设备及用品4项4件，价值9683元；预算外资金37456.45元。江苏煤矿专科学校的部分并入，不仅使泰安煤矿学校增添了教育资源，而且丰富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大大增强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学校招生范围也扩大到了整个华东地区，学制改为四年。

  到1965年，泰安煤矿学校已成为一所具有一定实力的中等专业学校。学校校址在泰山南麓王母池前，经多年整修绿化，环境优美，校园宽敞、幽静。学校建有教学楼、实习工厂、实验室、餐厅、礼堂等，教职工、学生在生活上较为方便，利于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与教研活动。

  (7)“文革”初期的泰安煤矿学校。由于华东煤炭工业公司改为华东煤炭工业管理局，泰安煤矿学校的全称也由“华东煤炭工业公司泰安煤矿学校”变为“华东煤炭工业管理局泰安煤矿学校”。

  “文革”开始后，泰安煤矿学校与其他学校一样陷入内乱，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66年8月，学校停止招生。1967年虽恢复招生，但由于各地区进行“文革”，招生计划很难完成，学校几近空置。

  1968年2月27日，泰安煤矿学校革命委员会成立，共由17人组成。6月6日，经华东煤炭工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与学校革命委员会研究决定，泰安煤矿学校革命委员会隶属山东省革命委员会。1970年3月5日，经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批准，建立华东煤炭工业管理局泰安煤矿学校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由阚昭东、王显、王鹤令、孙善计4人组成，阚昭东任组长，王显任副组长。

  1971年10月31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决定：“撤销泰安煤矿学校和山东煤矿学院，以山东煤矿学院为基础，组建山东矿业学院。”

  1971年11月13日，山东矿业学院成立大会在泰安召开，校址为原泰安煤矿学校所在地。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煤炭工业局副局长李清河等在成立大会上作了讲话。大会根据省革委的指示精神，并经省革委政治部负责人同意，决定由齐印生、李向平、吕德甫、陈世斌、曹方强、张明、刘奎锡、武金川、李华鹿等9人组成山东矿业学院临时领导班子，齐印生和李向平为负责人。临时领导班子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负责山东矿业学院的全面工作。12月10日，山东矿业学院召开全院政治工作会议，安排和部署后续工作。

  山东矿业学院成立后，随即开始组建正式领导班子。1972年1月16日，学校召开教育工作大会，吕德甫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半月后，再次召开全院工作会议，对学校之后的建设作总体工作部署。4月13日，经山东省委批准，山东矿业学院革委会正式成立。齐印生任山东矿业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李向平、吕德甫任副组长，刘春盛、武金川、张明、刘奎锡、王鹤令为小组成员。革委会共31人。其中，军工宣队代表5名，占16.1%；干部代表16名，占51.6%；群众代表10名，占32.3%。齐印生、李向平、吕德甫、晁涌光、刘春盛、刘奎锡、王鹤令、焦廷杰、付春光、孙秀珍等10人任常委，李向平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齐印生、吕德甫、晁涌光任副主任。山东矿业学院第一届领导班子的成立，为学校的管理与平稳运行提供了保障。

  12月21日至23日，中国山东矿业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泰安校本部召开。大会遵照主席批示的《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精神和省委指示，通过了齐印生代表山东矿业学院革委会核心小组作的工作报告《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通过了山东矿业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关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的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山东矿业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其中，李向平、齐印生、吕德甫、晁涌光、刘辛人、郭长智、王绍武、武金川、刘奎锡、李润生、王鹤令、孙秀珍等12人为常委，李向平为院党委书记，齐印生、吕德甫为院党委副书记。

  1973年3月，经学院党委研究，报请山东省革委政治部同意，共青团山东矿业学院第一次代表会议于28日至31日召开。大会选举产生共青团山东矿业学院第一届委员会。经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并经院党委批准，产生共青团山东矿业学院第一届委员会常委，孙秀珍为书记。此后数月，学校先后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这些组织的成立，使得山东矿业学院的管理机制趋于完善和健全。

  1974年7月至10月，山东矿业学院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调整：笑散任山东矿业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张学墨任山东矿业学院党委副书记。

  1975年7月15日，山东矿业学院再次做了人事调整：王绍武任山东矿业学院委员会书记，李润生、吕德甫任副书记。

  根据省教育组指示，山东矿业学院分散在五地办学。此时的办学格局是：济南设留守处，采煤大队(系)设在肥城，地矿大队(系)设在兖州，金属矿采选大队(系)拟迁往莱芜（该系由于莱芜校舍未竣工暂时设在兖州，1974年迁至泰安，1979年该系的金属矿采矿、选矿两个专业的学生和部分专业教师并入山东冶金学院），校机关和机电大队(系)设在泰安。分散的机构设置不仅造成了资源和人员配置的困难，也给学校的组织管理带来极大不便。

  一是在办学资源等配套设施上，学校不能统一管理、调配，造成资源浪费。一些需要集中才能发挥最大作用的设施(如图书馆、实验室等)散落各处，学校难以根据科研的总体设计对这些办学资源进行集中配置。除此之外，还存在校区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图书，济南校区存有大量图书，但是学生很少，利用率不高；而在肥城的采煤系有240名学生、102名教师，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阅览室、10000册左右的图书，教学、科研用书紧缺。

  二是校区分散导致学校难以统一规划管理整体布局，造成大量设施的重复建设，校区资源的利用率低。比如实验室，如果校区集中，学校可以统一规划，满足多种专业师生的需要。但是分散办学使得不少实验室与所在校区的学科产生了错置，实验室与专业不匹配的状态都会存在，导致利用率低。如果将每个校区都建上实验室，却又因投资太大、地皮紧张等而没办法实现。其他配套设施也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如采煤系在肥城办学，当时校区按390名学生规划，新建房屋3234平方米，基地在32工程处，占地50亩。金属矿采选系在莱芜办学，校区按270名学生规划，新建房屋4028平方米。济南校区，即原山东煤矿学院部分旧址，不仅有一个采煤系及全部实验室，还有一个印刷厂及250多户家属。此外，各系除了要建教室、宿舍、图书馆、办公室外，还都要建一套传达室、浴室、托儿所、招待所、食堂、运动场等相关配套服务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

  三是在行政管理上，分地设系后，每个校区都要配备相应的管理班子，管理层级复杂，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总校区也很难发挥总揽全局的作用。异地设系造成全校性的会议根本没办法召开，上级的文件不能及时传达，经常性的工作交流难以组织。学校进行一次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的辅导，都要跑几个县、讲好几遍。开一个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会议或是各业务部门的人员会议，都要用长途电话事先通知，然后再坐火车、汽车到泰安校本部，一天的会议要花三天的时间，即使召开学生干部会议也是如此，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散办学导致全院的水电费、差旅费、办公费等呈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增加。

  一是教师无法聚集形成团队优势，教学质量急速下降。因为学校的重组和不同校区的分化，原来统一的教研室都被拆散了，各专业教师被三三两两分到各系，“分兵把口”，使得有些教师疲于奔波，教学质量难以提高。教学设备的短缺使教学研究难以开展，教师专长不能发挥。教学基础设施的不完善，教材编写计划难以实现，教研室的集体教学研究作用没办法发挥。例如3个系的课程中有10门课都各只有1名教师。这仅有的1名教师既要编教材，又要刻讲义；既要上课，又要辅导。教师精力不济，难以完成教学任务，更无法与其他教师开展教研活动。

  二是学校整体教育资源分散，教学效果不佳。分散教学使不同专业的学生分散于各地，不仅让学生们感受不到多专业、多学科校园文化的培育、熏陶，也导致大学的教育功能受到极大的制约。学校原有不少图书及各类资料，在搬迁中损失5万余册，其中包含大量珍贵图书、资料，造成学校图书资料紧张。此外，图书资源的分散也导致师生利用困难。一个图书馆分成5处，大部分科技资料只有一两份，各系都需要，师生就要在各地间来回奔走，既荒度时间又影响教学。由于没实验室，各系只能轮流到济南做实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据统计，1972年7月至12月，各系到济南做实验达到1744人次，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

  三是影响了招生工作与师生生活。分散设系的几个校区，场地都比较小，房屋奇缺，甚至有几个教学点都不具备办学条件。这不仅使招生数量受到了限制，而且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大困难。当时有8个班只有5个破烂不堪的教室，大仓库充当宿舍，四面透风，还经常有老鼠出现。冬天室内和室外温度差不多，很多同学的脚和手都冻伤了。体育活动场地紧张，缺少体育器材。

  分散办学同样给教师们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困扰。由于搬迁仓促和学校分散，不少双职工虽然同在学校工作，但因不在同一个系而相距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例如肥城采煤系，全系教职工102人，由于搬迁造成夫妻分居者达50人之多。机电系的55名教师中，夫妻分居的达36人，占到了65%。不少教职工子女升学、就业都存在一些问题，家中有患病的也无法照顾。济南有215户家属，因泰安地皮紧张，也一直无法从济南搬迁过来。这样一些问题较长时间得不到解决，造成了不少教职工思想难以安定，情绪难以平稳，工作难以开展。

  校舍的分散也造成各校区周围环境的混乱。比如，因采煤系在肥城32工程处建校的土地问题始终没得到解决，自从在这里建教学楼和学生宿舍楼后，纠纷不断发生，甚至严重威胁到了教职工及其子女的人身安全。采煤系一位教师曾被打伤入院，使得人心惶惶，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

  鉴于分散办学、异地设系的种种问题和困难，经学校多方努力，1973年，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山东矿业学院不再采用异地分散办学模式，统一在泰安集中建校和办学。兖州、肥城教学基地于1974年2月首先撤销，莱芜教学基地一直未启用，于1977年5月撤销。

  在山东煤矿学院搬离济南后，作为当时山东煤矿学院上级主管机关的山东省煤炭工业管理局首先占据了学校的大部分校舍。1970年夏，在学校尚未搬迁时，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煤炭组就来到山东煤矿学院，面见驻校的军队代表，并以上级领导机关的名义，要求“借”用4000多平方米的图书大楼作为煤炭组办公室。当时图书大楼一部分为图书资料室，一部分为实验室，都是师生工作学习的重要场所。但迫于压力，学校不得不腾出该楼的三、四层。这样原来在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大院的煤炭组首先进驻校园。1970年秋，已改为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的煤炭组整体搬迁进校，又令学校腾出另一座4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还占用了数百个学生宿舍的床铺和各类家具。之后又把设计大队从基层调过来，占用了整座图书大楼，接着又占据了新建的学生宿舍楼、南院家属楼、运动场、托儿所、澡堂及实习厂等，并在南院建起了高2.5米的围墙。

  1972年6月，山东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与学校拟订协议，将原山东煤矿学院在济南南院区(包括小学)家属宿舍河沟以南区域及以北的托儿所、职工浴室、实习工厂区、工人新村家属宿舍，部分设备、家具、器具，树木及有关工程设施等交给省煤炭工业管理局。

  1973年后，学校改为在泰安集中办学，但由于泰安校本部校舍紧缺，只能勉强容纳院部、机电系、地矿系、采选系和中专部，故采煤系只得暂驻济南，在肥城的学员搬到济南（1974年9月25日，新入学的60名采煤系的学生就直接到济南留守处报到）。同年11月20日，省煤炭工业管理局煤机厂向济南校区实验室管理人员要房子。11月26日，在未得到答复的情况下，煤机厂工作人员竟然把济南校区水泵实验室的设备零件全部搬到了门外露天存放，造成设备上的铜件全部丢失。此后，煤机厂又强行占去济南校区的另外两个实验室。

  南院被占，北院也没能幸免。1970年学校搬迁后，华东石油管道指挥部借用了北院一部分校舍。1972年，省革委将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安排进来，占用了北院房屋20214平方米，土地117亩。此后，省革委行政管理局更是以文件的形式，要求学校将济南校区北院的全部房屋院落移交给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使用。这使得济南校区可利用的土地愈发稀少，而原山东煤矿学院机电系的水泵结构实验室、流机实验室、采机实验室，因地皮问题一直无法搬迁，只能继续留在济南。且由于泰安没有住房，有相当一部分教师仍然居住在济南，有课再去泰安。学生们也因学校空间不足，缺少活动的场地。

  1976年11月19日，鉴于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占用了属于山东矿业学院济南校区的土地，两校决定就原山东煤矿学院北院全部房屋院落归属、占用问题交换协定。根据1976年6月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的安排，山东省银行学校的用房由山东省财办统一规划在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院内(即北院内)。1976年11月19日，在省行政管理局的主持下，山东矿业学院与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签订《关于原山东煤矿学院北院全部房屋院落交接协定》，规定山东矿业学院移交给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的原山东煤矿学院北院的全部房屋院落，包括院内所有房屋，室内外水电暖等附属设备及所有树木等全部不动产，均由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统一管理；山东矿业学院暂住的全部房屋及设备，移交给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并明确东楼、礼堂、教室、食堂、办公楼等主要建筑的移交时间。

  协定签订后，最大受益方显然是山东省财贸干部学校，而原本属于山东矿业学院济南校区的土地依旧没有收回，济南校区北院大部分土地被多个单位强行分割掉了。

  山东煤矿学院搬来时，原泰安煤矿学校的土地已不足200亩。山东矿业学院组建后，专业数量增加一倍，教职工人数和招生数量也迅速增加，但校园面积只有原来的39%，导致许多急需的实验室无法建设，直接影响到了教学质量。

  1971年11月，学校因极缺土地，经省革委政治部和省煤炭工业管理局批准，扒掉两排共64间平房，建起了一栋两层的教学楼，面积为1617平方米。后来，学校再次向上级报告，获批将梳洗河的一段覆盖，下面为涵洞，上面建学生操场。同时，学校的3号教学楼终于竣工。以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校土地紧张的状况，但土地匮乏与学校建设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未根本解决，只能通过拆平房建楼房的方式来缓解。此后，学校还陆续规划建设了水塔，购买了西面北头土地7.74亩，并建了围墙。

  1972年，党中央发布第28号文件。文件指出，各部队、党政机关在“文革”期间占用的学校房舍和物资，要坚决迅速地退还。根据精神，山东省革委随后也下发了相应文件，指出“文革”期间，党政机关、工矿企业占用的房屋、文娱体育活动场所，科研单位的实验场、农场，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土地、房屋要坚决迅速地退还。但是，山东省煤炭工业管理局一直拖延未执行文件指示，没有退还山东矿业学院所属房产。

  “文革”结束前后，学校为建设新校区不断地尝试与各级组织协调沟通。终于，在不懈努力之下，学校收回了一些土地，并通过改造旧房舍，建设了诸多新项目。截至1977年，学校先后拆除平房，改建教学楼5518平方米、图书馆楼4114平方米、印刷厂车间1298平方米、教工住宅楼9350平方米、学生宿舍楼10255平方米、桥头变电所62平方米、托儿所846平方米、浴室478平方米，总计建筑面积31921平方米，竣工面积26680平方米。竣工项目有：采机实验室、液压实验室、1号学生宿舍、13号单身宿舍、14号单身宿舍、1号东院教工住宅、1号教工食堂、材料库、卫生所、托儿所、基建平房、东院4号教工住宅、1号发电机房、2号变电所、1号水泵房、浴室、3号教学楼、印刷厂、图书馆、2号学生宿舍、9号教工住宅。在此期间，学校的广大师生还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参加美化校园的义务劳动，填土治理河滩、整平操场、拆除残壁、整修马路、挖坑植树等。随着教学楼、实验楼和一批批教工住宅楼、配套设施的相继竣工，泰安校区教学、体育及生活条件才有了一定的改善，为山东矿业学院之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1971年恢复招生后，山东矿业学院的部分工作转入正常，但由于“两个估计”的错误提法和“”的影响，高等学校的“教育革命”依然处于极左思想的指导下。“教育革命”要求所有高等学校都要“开门办学”。就理工科院校而言，就是要在培养途径上“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组织教学。

  1974年9月29日，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门办学”的通知》，指出：“开门办学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开门办学中要始终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以工农兵为师。”“要坚持教育改革方向，彻底改变旧的教育体系。”“开门办学要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并在本地区就近安排，相对稳定。”

  山东矿业学院成立后，将学校招生规模定为4000人，主要面向煤炭和冶金两个方向设置专业，并在原煤矿学院的基础上增加矿山机械、金属采矿、金属选矿、区域地质调查与矿产普查4个专业，招生主要面向山东，兼顾闽赣。同时，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批示，山东矿业学院统一为三年制的办学模式，共设煤矿地质与勘探、煤层地下开采、矿山机电(侧机)、矿山机电(侧电)、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金属采矿、金属选矿、区域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等9个具体专业。1972年后，学校恢复系的教学组织，设地矿系、采煤系、机电系、采选系、基础课部、中专部6个主要教学系(部)，系(部)内设党总支书记，设主任、副主任等分管教学和科研。专业课程设置由原来的25门以上减少到10门左右，课程内容也作了大量精简，增设金属矿开采、选矿、矿山机械、综合找矿4个专业，并将矿井地质专业改为矿井地质与测量专业，学制均为三年。三年制专科模式的确定，取代了之前山东煤矿学院的本科四年制和泰安煤矿学校专科二至三年制。专业规模的扩大与系(部)的明确划分，使山东矿业学院的专业特色更加突显，为学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据统计，截至1977年恢复高考前，在“开门办学”模式下，山东矿业学院招收了6届工农兵学员，共计毕业生1781人。其中，1971级毕业356人，1972级毕业400人，1973级毕业293人，1974级毕业193人，1975级毕业234人，1976级毕业305人。

  “文革”时期的“开门办学”模式，使得山东矿业学院的教学工作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同时，还需解决“师生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学校因此对教学计划做了改革和调整，以便让学生能够有较多的下厂、下矿或到农村去实践的时间，并能更好地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在一起，批判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参加阶级斗争。

  在“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指示下，在校师生以大队的形式纷纷来到生产第一线，采用以典型工程带动专业课教学的方法进行现场教学。比如，采煤大队多数教学班来到肥城矿区，结合采区设计、机组改进等典型工程进行专业课教学。地矿大队地质排结合南屯煤矿地形现场，就地组织了普通测量课。授课期间，学员们不仅完成了8幅1∶2000的矿区地形图、3幅1∶500的工业广场地形图，还应驻地东固夏大队的要求，完成了1600多米的灌溉水渠测量任务。1972年，学员们下厂、下矿学习累计达830人次，时间最长的采煤专业达1年以上。学校共聘请了工农兵兼职教师38人，举办了2个采掘短训班和1个载波技术短训班，培训学员达105人。1976年，地矿系75­1班与省地质局第八地质大队进行队校合作，队校人员混合编队，共同完成了沂南地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这一时期，为适应“教育革命”的需要，学校分别在新汶协庄、肥城陶阳、兖州南屯、黄县煤矿、福山铜矿、栖霞铅锌矿、省地质八队、莱芜煤机厂等处建立了一批稳定的教学基地。全校共有355名新学员在这些教学基地中进行了6门课的现场学习，并在社会大课堂里学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业务技能等。

  这种“开门办学”的教学模式，虽然能使学生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快速地投入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却导致师生被迫常年奔波于各处工厂、矿区，学校几乎成了一所空校。以在肥城的采煤系为例，采煤系距离杨庄矿只有4里路，但杨庄矿是一个水采矿，回采率低，且不具有典型性。所以距离虽近，但由于无法与教学相结合，三年来学生并没有去过杨庄矿实习。其余的矿都在交通不便的十几里、几十里以外，很难组织现场教学。其他诸如采煤、矿建、地质等专业也大体如此，由于地质条件千差万别，建井和开采方法多种多样，一个矿区无法满足教学的需求，很多教学内容必须安排到其他矿区甚至省外。

  1972年，学校为解决厂校挂钩和现场教学存在的不足问题，集中力量拟定了《山东矿院规划大纲》，并详细制定出《山东矿院编制方案(草案)》。根据该方案，学校实行全院统考，公开成绩并留档保存，成绩寄回学员原单位。这不仅否定了专业教学连队，同时也否定了在极左政策指导下的课程体系改革。该方案推行后，山东矿业学院的课程数和教学时数明显增加，现场教学和实践环节减少。例如机电专业，1971级学员业务课10门共2236学时，理论教学36.5周，现场教学37.5周，项目带教学22周。而1972级学员业务课增至15门，共3183学时，校内教学93周，现场教学20.5周，取消了项目带教学，增加了2次设计共11.5周。

  教学工作开展的同时，教材的编写也提上了日程。各大队要求教材编写组深入厂矿，总结煤炭生产新工艺、新技术，并将其编入新教材。

  1972年12月，学校专门召开煤矿院校座谈会，邀请兄弟学校相互交流编写教材经验。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提高教材编写质量的有效措施就是要集中力量协作编写教材；临时性教材是教材编写的主要形式；教材的编写内容应尽量选择重点和典型，并需要反复实践和修订；教材的编写目的就是要在编写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进而为编写出高质量的、可供统一出版的教材做准备。座谈会对协作编写教材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工。与会专家和学者们拟定了7门课程作为第一批重点协作编写的教材。其中，山东矿业学院承担了《井巷工程》的主编任务，还参与了《采煤方法》《运输提升》《机械设计基础》《电工基础》等教材的编写。

  经过努力，学校教材编写工作成绩斐然。1973年，山东矿业学院与山东省煤炭工业管理局合编了《山东煤矿岩巷掘进十项经验》。1974年，山东矿业学院与山西矿业学院、四川矿业学院等合编了《煤矿通风与安全(上、下)》。1975年，机电系编写了《煤矿机电基本知识》，采煤教研室编写了《煤矿采掘基本知识》。1976年，通风安全教研室编写了《煤矿通风安全基本知识》。1977年2月，电工教研室编写了《电子技术在煤矿中的应用》。同年3月，山东矿业学院与淮南煤炭学院合编了《建井工程结构(上、下)》等。据统计，1971年山东矿业学院就已编写完成23种教材类书籍。至1977年恢复高考前，山东矿业学院共计编写教材36种，涉及21个学科，总数达57本，其中8本教材还出版了修订本。这些教材的编辑与出版，极大地推动了煤炭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作为教学工作的承载主体——教师的学习深造与队伍构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71年，各大队按照上级“在政治上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业务上向工人阶级再学习”的要求，组织了135名教师到厂矿对口参加生产劳动，与工人结合从事科研活动。这一年，全校有近50%的专业课教师参加了现场劳动学习，大多数的基础课教师轮换进行现场劳动学习。同年，学校还从工人中聘请了兼职教师47名。与此同时，学校派出几支“教育革命”小分队深入厂矿，开展技术普及工作。“教育革命”小分队先后举办了5个工人短训班、试点班，共培训学员281名。1971年底，学校根据各专业办学需要，接受了近40名尚在部队农场锻炼的待分配“老五届”学生。这为学校充实了新生力量。

  在优势专业采矿领域，山东矿业学院于1971年派出教师与有关厂矿合作，组成了“三结合”的科研小组（“三结合”指的是将教学、科研、生产结合起来。最早于1958年教育改革运动中由若干高等学校提出并得到普遍推广，旨在使学生树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观点，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受到理论联系实际的训练，成为既掌握理论知识，又了解生产和社会实际，且具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生产技能的人）。科研小组成功研制出5.5kW可控硅开关、多种讯号发生器、射流应用等6个项目。1973年前后，采矿系教师荆自刚亲自带队，参与淄博矿务局洪山煤矿建筑物下采煤的科研项目和设计方案，成功采出煤炭45万吨。荆自刚的课题组还参加了煤炭工业部重点科研项目鹤壁九矿建筑物下采煤的研究，并承担设计任务，采出煤炭30万吨。

  除了煤炭的开采，学校教师团队还针对勘探掘进独头巷道的特点，制定出供水、通风、防尘系统的控制设计方案。1973年，邓铁六等教师在烟台福山铜矿进行通风防尘自动化研究，成功研制出颇具特色的光电水幕(光电控制喷雾装置)自控器。该自控器性能优良，由物理实验室承担生产任务，并在山东省、湖北省一些单位推广使用70余台，受到使用单位好评。此后，在福山铜矿召开的省现场工作会议上，该自控器被进一步推广，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冶金安全》杂志。胡峰的科研项目“井巷快速光爆的初步研究与试验”“超深孔光面爆破的研究与试验”相继取得成功。宋振骐的“矿压研究”、孙可文的“胶带转弯运输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生产方面，山东矿业学院按照主席关于“一切高等工业学校的可以进行生产的实验室和附属工场，除了保证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要以外，都应当尽可能地进行生产”的指示精神，开展生产工作。实习厂在设备简陋、人员少、材料缺乏的条件下克服了种种困难，不仅完成了国家规定的生产任务，而且还制造出2台C620车床、1台滚齿机，成功改制了1台电脉冲车床。

  电子厂中，学校教师和工人密切结合，边建厂、边生产、边学习，共同生产出不同型号的三极管41700多只、可控硅整流元件1400多只。这些电子零部件的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建设。除此之外，电子厂还根据煤炭生产和学校科研的需要，成立了晶体管和硅元件两个车间。早在1969年4月，电子厂的晶体管生产就被纳入了山东省国防工办计划。此后，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电子厂的晶体管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化、标准化和产量化。晶体管车间成立后主要负责生产军工需要的高压、高频小功率硅三极管，年产量30000只。至于硅元件车间，则主要负责生产可控硅元件，批量生产型号为3CT5、3CT50、3CT200等。此外，硅元件车间还会根据生产单位需要，生产2CZ50和2CZ200两种电压最高达1500伏特的硅整流元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全国开始了“批林整风”运动。当时山东矿业学院“批林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对一伙阴谋抢班夺权、制定“‘571’工程纪要”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各专业大队和各部门、各教研室分别召开批判会，而后学校又在1972年1月和五六月间开展了三次“批林整风”运动。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这场历时近两年的运动经历了内容相互矛盾的几个阶段。5月至6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推动“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深入开展。随即有人在学校贴出“揭开山东矿院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盖子”的大标语，贴出长篇《致院党委公开信》。

  1973年2月，学校根据党中央及上级组织要求，重点落实批修整风、党的各项政策及“开门办学”的问题。此后一个月间，学校革委会政治部在拟定并公布《1973年政治工作计划要点》的同时，继续组织学生进行批修整风运动。

  1975年3月，院党委组织全校师生开展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传达四届人大文件和中央4号、5号文件精神，学习马恩列斯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同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院党委于4月17日下达关于建立政治部、教务部、后勤部党的领导小组的通知，并于5月23日筹建整顿秩序领导小组和民兵小分队。院党委还组织了全校师生开展向孙玉兰学习活动，并举办了一次忆苦思甜报告会。

  1976年，学校少数人借着干部提拔问题贴出了12张大字报，认为学校调整提拔干部是包庇重用“走资派”“文革”的反对派，打击第九次、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积极分子”，认为院党委“跟着刮了右倾翻案风”，批派性是“整了造反派”。但随着主席对“”的批评和对同志的肯定，“批林批孔”运动遂告终结。学校大字报、大标语等行为逐渐销声匿迹。

  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了错误的“两个估计”：一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正真获得贯彻执行”，在教育战线上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二是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出笼后，山东矿业学院的广大干部、教师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1976年寒假期间，学校进行了一场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辩论以学习文件、思想发动为开始，很快便进入一般辩论的阶段。在此期间，学校共贴出100多份大字报。到了2月24日，学校又开展了两次专题辩论：第一个专题是对“文革”前十七年教育路线究竟怎么看？“两个估计”是不是满足旧教育的真实的情况？第二个专题是“文革”以来教育战线究竟执行什么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所谓重复路线的错误？教育战线成绩是主要的还是所谓“一团糟”？当前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认真总结经验，克服前进中的问题，还是纠偏、开倒车？学校积极发动工农兵学员和教职工参与了这两场大辩论，使广大师生对“两个估计”的错误之处有了更深入的认识。7月21日至8月3日，山东矿业学院党委、团委组织了为期10天的集中学习班，共有540名教职工参加。学习内容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马列、论“教育革命”的语录等。此外，学校还积极组织各系(部)进行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的学习与讨论。经过学习辩论，教师们对“两个估计”持否定态度并进行了。

  总之，在成立之初的五年多时间里，山东矿业学院将教学、科研工作与“开门办学”模式相结合，不断克服分散办学、条件艰苦、设备短缺等困难，为学校此后的发展开创了良好的局面。